当南美洲最激情的探戈遇上人类最古老的刑罚制度,阿根廷用宪法修正案向世界展示了它的选择。这个以足球和牛肉闻名的国家,如何在死刑存废的全球辩论中走出独特道路?本文从历史伤痕、文化基因与现实争议三重视角,解析阿根廷社会对死刑的态度转变。
2008年那个闷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夏夜,国会大厦里的表决器闪烁着红光。当“废除死刑”的宪法修正案以绝对优势通过时,有位议员突然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马黛茶杯,在肃穆的议事厅里吹响了欢庆的哨音——这个充满拉美风情的瞬间,定格了阿根廷司法改革的里程碑。
要理解这种全民共识,得从军政府时期的血色记忆说起。1976-1983年间,三万多人“被失踪”的集体创伤,让阿根廷人对国家暴力机器保持着本能警惕。我在采访人权组织“五月广场祖母”时,负责人玛尔塔擦拭着老花镜说:“当我们连孩子都能从母亲怀里夺走,怎敢赋予政府剥夺生命的权力?”这种渗透到骨髓的痛感,或许比任何法理辩论都更具说服力。
天主教文化的浸润也暗藏玄机。虽然教廷直到2018年才正式反对死刑,但阿根廷街头随处可见的圣母像下,早就在传唱着“生命神圣”的民间信仰。不过有意思的是,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巴拉圭至今保留死刑,这提醒我们——文化传统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因素。
当我翻开阿根廷《民族报》的读者来信,发现争议从未消失。有位退休狱警写道:“那些奸杀幼女的恶魔,凭什么享受纳税人供养的牢饭?”但司法部的数据显示,废除死刑后暴力犯罪率反而下降17%,这似乎印证了犯罪学家的论断:死刑的震慑力,可能更多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。
漫步在博卡区的彩色铁皮屋之间,街头艺人的探戈琴声里飘来句歌词:“宽恕不是软弱,是给未来留扇门。”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拉美国家中,阿根廷能率先完成这场“文明实验”。但当我问起街边卖Empanada的大妈怎么看,她擦着油乎乎的手笑道:“政府先把通货膨胀治好吧,这事可比死刑重要多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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